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漆面上的熱帶木瓜:在那些混血的器物裡,看見另一種台灣 |TOKOWAKA 常若

  • 4月13日
  • 讀畢需時 6 分鐘

已更新:5月2日

1936年(昭和11年)起,市立工藝傳習所改名「私立臺中工藝傳習所」(位於今居仁街、民權路間的自由路上)。1937年(昭和12年)再次更名為「私立臺中工藝專修學校」。
  此張照片即為山中 公先生(前排中)在私立臺中工藝專修學校校門口前所拍攝的合照。這是一所三年制教學的工藝專門國中,設有「漆工」及「家具」兩個專業,學生人數設定在120人次內,是一所入學時必須筆試、面試及健康檢查的私立國中。
山中 公先生(前排中)在私立臺中工藝專修學校校門口前所拍攝的合照 (1920)  | 圖 /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來源:https://collections.culture.tw/ntcri_collectionsweb/collection.aspx?GID=M7MRMRMLMD

在傳統日本漆器非黑即紅的克制裡,突然長出了明豔的香蕉與木瓜。


台灣與日本的工藝連結,並不是近年的生活風格趨勢,而是一段有明確歷史脈絡的技術交流。從 1895 年之後的制度引進、工藝教育、工具轉換,到戰後持續留下的美學影響,台灣日常裡許多看似自然的器物觀,其實都與這段歷史有關。


過去台灣傳統工藝多半仰賴師徒傳承,技術靠經驗累積,也靠工坊內部口授。進入日治時期後,工藝逐步被納入近代教育與產業體系。1928 年設立的臺中市工藝傳習所,便是其中的重要節點。聘請日人山中公擔任主事,漆工藝的圖學、材料、塗裝與標準流程被系統化地帶進教學現場,工藝開始從個別師承走向制度化訓練。這不只是教學方式的改變,也重塑了台灣工藝的技術基礎。



從工坊走進制度:工藝教育如何改變台灣



台灣工藝原本多半建立在地方工坊與師徒關係之中,技術怎麼學、材料怎麼用,往往仰賴長時間的實作與口傳。這套方法有它的彈性,也有深厚的地方性;但進入近代產業體系後,另一種更講求標準、流程與分工的工藝教育開始進入台灣。


臺中市工藝傳習所的設立,正是這個轉折的象徵。工藝不再只是手上的功夫,也開始包含圖學、材料知識、塗裝程序與製作標準。技術被整理、被分類、被教學化,於是工藝的傳承方式,也從工坊內部走向制度培育。



工具一變,身體也跟著變了



這樣的改變,很早就反映在工具與身體上。


以木作為例,傳統漢式木工慣用推式工具,施力方向向前,講求身體前送與下壓;日本木作則多使用拉式工具,例如雙刃鋸與日式鉋。拉式工具在切削時讓鋸身維持受拉狀態,因此能做得更薄,減少木料耗損,也提高切線的準確度。


表面上看,差異只是推與拉;實際上改變的,是匠師控制材料的方式,以及整套木作工法的細節。工具不只是工具,它會進一步影響身體的習慣、製作的準度,甚至一種工藝最後呈現出來的節奏。



窯的更新,也改寫了地方產業



陶瓷也是類似的情況。台灣早期常見的包仔窯、蛇窯,較貼近地方生產條件,但若要提升燒成穩定度與產量,就有限制。日本引入的登窯(のぼりがま),利用坡地與連續窯室設計,讓熱能往上傳導並重複利用,使窯燒更有效率,也更容易達到高溫。


北投、苗栗、水里等地的陶業發展,因此逐步走向較穩定的高溫燒製與規格化生產。窯體的改變,帶來的不只是技術升級,也讓原本偏地方性的製作條件,開始接上更大規模的產業邏輯。


苗栗縣是臺灣陶瓷產業發展重鎮,除了產製過數量極為豐富的各類陶瓷產品,窯爐也是一大特色。在臺灣常見的8種窯爐中,登窯可算是非常「苗栗」的一種窯爐,它除了最先落腳苗栗外,也是苗栗的客家地區使用最多、分布最廣的一種窯型,而苗栗客家能在臺灣的陶瓷史上占上一席之地,登窯則扮演了關鍵角色,深具特色意涵。

登窯在大陸稱為「階級窯」或「串窯」,本地人稱之為「目仔窯」。日本人引進登窯用於燒製日本式的花缽和磨缽,後來本地人則用以生產臺灣式的日用粗陶器和酒甕等產品。登窯是由幾個長方形窯室連續排列而成,通常是依山而建,或將平地逐漸墊高,使之成一傾斜面,其傾斜角在15 到20 度之間,在傾斜面上依次往上構築窯室。登窯的結構通常由燃燒室、窯室、素燒室和煙囪等四部分組成,窯室依規模不同,從五間到十三間都有。

苗栗縣的登窯一度多達30座,不過這些窯爐後來都隨瓦斯窯、電窯的發明以及產業沒落而遭拆除,目前僅存的4座登窯中,只有位在苗栗火車站附近的佐佐木登窯為古窯,它於昭和3(1928)年創建,是苗栗縣目前保留最完整的古窯,其他3座登窯像苑裡的華陶窯、公館的客陶窯及西湖的金龍窯,都是後來才蓋的新窯,並以發展窯爐觀光及陶藝文化為導向,和當年純粹供作大量生產完全不同。
登窯 授權人:苗栗縣政府文化觀光局。創用CC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 3.0 台灣及其後版本(CC BY-NC 3.0 TW +)。來源:https://cmsdb.culture.tw/invisible/F1A96A92-69D7-4A1A-A42F-B4D78AF51F6D


當日本技法遇見台灣風土



技術移動之後,接著出現的是更有意思的事:地方風土開始進入外來技法,形成新的工藝樣貌。


例如台中的蓬萊塗,就是這段歷史裡很有代表性的例子。日籍漆藝家山中公將日本漆藝技法帶進台灣,同時把原住民族圖騰、熱帶植物,例如香蕉、木瓜、椰子樹、水牛等臺灣特有的農業景象,成為蓬萊塗的,等在地核心視覺元素納入器物裝飾之中。蒔繪(まきえ)與沉金等工法沒有變,但器物表面的語言已經不同。


本照片為郭双富的典藏之蓬萊塗漆器,方形淺碟一組,共五件。基底為四方形木板,其中一角被削去約1.5公分的折角狀,正、背面皆塗朱漆。五個小碟的正面以線雕繪製出不同紋樣,之後上以黃、白、紅、綠等色漆,色彩豐富鮮明。上排以臺灣風土民情為主題,由左而右分別為:描繪男子坐在竹筏上,一旁的木瓜樹結實纍纍;兩位農夫忙著割稻打穗;木瓜樹下的婦女背著竹筐,背景為重疊的遠山。下排以臺灣物產為主題,左邊的小碟上繪有鳳梨樹,右邊小碟上繪有結實的椰子樹。 郭双富先生,1955年出生於臺北市,後來遷居霧峰數十年,成為臺中人。郭先生投入本土文史工作三十餘年,蒐藏各種臺灣文物,包括臺灣古文書、臺灣版古書籍、日治時期老照片、竹器、木器、陶器等等。郭先生長期以來推廣臺灣歷史文化,常將私人收藏捐贈給文化中心、博物館,並推廣碑碣拓本教學。 「蓬萊塗」是由山中公(本名甲谷公)先生所創作的漆器風格,最早的紀錄出現在1916年臺灣日日新報發行的《臺中市史》「臺中市土特產品」的章節中,名為「蓬萊漆器」,是當時臺中的特色伴手禮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,「蓬萊塗」逐漸演變成為一種漆器風格的統稱,只要具有臺灣風土特色的物產、人物、風景等圖樣,都可以稱為「蓬萊塗」。 蓬萊塗漆器有三大特點:取景自真實的生活場面、樸質的雕工展現素樸的臺灣民情、原住民傳統圖騰的運用。「碟」具有盛裝物品的功能,兼具觀賞和實用性,在尺寸上比「盤」小,有圓形、方形等樣式。此組小碟主要採用「木雕彩繪」的工法技巧,在木胎表面上,依據設計的紋樣進行雕刻,而後塗上彩漆。 本組蓬萊塗漆器的紋樣,保存了日治時期的臺灣風土民情,呈現當時居民的生活樣貌,以及具有臺灣特色的水果植物。郭双富先生悉心收藏、保存這些工藝品的同時,也替臺灣本土文史的傳承做出極大的貢獻。
郭双富典藏漆器:蓬萊塗朱底雕刻彩繪台灣風物紋四方折角小碟 圖 / 授權人:台中市政府文化局。創用CC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 3.0 台灣及其後版本(CC BY-NC 3.0 TW +)。來源:https://cmsdb.culture.tw/object/A70406CA-190C-4C5E-9A54-045E87A2E4D8


這不是單純複製日本漆器,也不是地方素材的拼貼,而是特定時代條件下長出的混合形式。技法來自外部,圖像與物產則來自地方,兩者疊合之後,器物也就有了新的面貌。


臺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展出「世紀蓬萊塗-臺灣百年漆藝之美」特展。此展集結山中公先生的162件文物(含手稿及立體作品)。
山中公之女捐贈包含蓬萊塗等162件文物給予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(2013) | 圖 / 文化部


民生用品,如何變成地方產業



同樣的變化也出現在藺草與竹編產業。大甲、苑裡的藺草編織,關廟的竹編,原本多屬家庭副業與地方日用品。隨著檢查制度、規格化生產與外銷機制建立,這些器物逐步被納入商品體系,成為具有經濟規模的地方產業。


工藝在這裡不只是文化技術,也是一種產業組織能力。器物從日常生活中長出來,後來又進一步成為地方經濟的一部分。這條路徑,也讓我們重新理解,工藝從來不只屬於展示空間,它本來就和生產、流通與地方社會緊密相連。



重新看見日常器物的價值



不過,台日工藝交流若只從生產與輸出的角度理解,仍然不夠完整。真正改變觀看方式的,還包括對日常器物價值的重新認識。


1943 年,柳宗悅來台調查台灣工藝。民藝(みんげい)視角的重要之處,在於它把注意力放回日常使用的器物本身。孔明碗、金合和甕這類原本屬於常民生活的器皿,因此被重新看見。它們沒有作者署名,也不追求炫目的裝飾,但在比例、功能與手感上,反而呈現出高度完成的美。


這種對「用之美」的理解,後來也影響了顏水龍等台灣工藝前輩,成為戰後工藝振興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。美不必先離開生活,才值得被認真對待;很多真正耐看的東西,本來就是在使用中慢慢被磨出來的。



日本民藝紀行(台灣升級版)【跟著民藝之父柳宗悅,探索手作器物之美】
日本民藝紀行(台灣升級版)【跟著民藝之父柳宗悅,探索手作器物之美】作者:柳宗悅圖 / 遠足文化

從技術交流走到當代美學



這條線延續到今天,已經從技術引進轉為更深層的美學共鳴。


台灣在修復日式建築時,仍會回到仕口(しぐち)與繼手(つぎて)等木構技術。這些工法不只是修復方法,也代表一種對材料、結構與時間的理解。它們後來甚至被延伸運用到當代景觀與木作創作中,顯示傳統工藝並未停留在歷史保存,而是仍有轉化空間。


陶藝領域也很明顯。台灣近年的柴燒作品,常可看見侘寂(わびさび / Wabi-sabi)的影響,但更值得注意的是,這種美感在台灣並未停留在模仿。當創作者使用相思木等在地燃料,窯燒條件、灰釉表現與器表火痕,也會長出屬於地方的質感。日本提供的是理解的路徑,真正成形的,仍是台灣自己的風土回應。


近年受到關注的金繼(きんつぎ / Kintsugi)也是如此。它吸引人的地方,不只是修補技法本身,而是對破損的態度。裂痕沒有被掩蓋,而是被保留下來,成為器物生命的一部分。這種修復觀,也與台灣當代逐漸深化的惜物意識相互呼應。


圖為經金繕修復之紫砂壺,在茶人愛器惜物之精神引領下,金繼成為尋求延伸茶具生命之迫切工法。金繼一詞源自於日本對於傳統器皿的修復,也是漆藝的一種特殊應用方式。
金繼也稱為金繕是用天然漆修復陶瓷的方法,在修補時不再對器物進行第二次傷害,關鍵在於運用天然黏合劑不使用化學成分藥劑,待一段時間完全乾固,具有耐酸鹼、耐高溫、高黏著性不易剝落,是相當安全及環保的修復方式。金繼修復特別之處,不是讓損壞或裂痕消失,而是將缺陷裂縫修補後描以純金或純銀,突顯不完美,成為世上獨一無二的物件,頗有日本柳宗悅所闡述之佗寂之美。
金繼修復 | 圖 / 授權人:國立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。創用CC姓名標示-非商業性 3.0 台灣及其後版本(CC BY-NC 3.0 TW +)。來源:https://cmsdb.culture.tw/object/F3E0FE47-8EE1-415A-AFDF-4115EA7B5977


留在器物裡的,不只是一段歷史



回頭看,台日工藝交流留下來的,並不只是幾項可被點名的技法,而是一整套持續影響至今的做法與觀看方式。從工具、窯爐、教育制度,到器物審美與修復觀念,這段歷史早已進入台灣日常。它不一定總是醒目,卻一直都在。


下次拿起一只柴燒茶杯,或看見一道被金繼留下的裂痕,也許可以稍微停一下。你手上握著的,不只是器物。那裡還有一段很長的技術移動、一種材料觀,以及百年之間逐步累積的工藝理解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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